武大同济等高校学报被CSSCI降级，学术评价谁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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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界人士对CSSCI绝不会陌生，学科排名、评优晋升往往“离不开它”，它甚至被称为“中国学术GDP指数”。一般能出现在CSSCI“来源期刊”目录上的刊物简称“C刊”，此外C刊还有扩展版，简称“C扩”。

      

　　1月16日，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最新公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及集刊(2017-2018)目录》(下文简称“目录”)。此举一出，立即引起学界争议。一大导火索是新目录中包括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在内的几份高校学报从“C刊”降为“C扩”了。

　　据《文汇报》报道，有学界人士介绍这次公示目录就“高校学报”方面出现了“6增6调”：增加到“C刊”的有齐鲁学刊、烟台大学学报、安徽师范大学学报、浙江工商大学学报、吉首大学学报、江西师范大学学报;而从“C刊”被调整到“C扩”的期刊分别是：同济大学学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华东理工大学学报、天津师范大学学报、深圳大学学报、武汉大学学报。

　　变化看似小，实则“千层浪”。

　　网传的一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于1月17日刊发的《致作者信》说：“根据南京大学CSSCI评价中心的规则，本次C刊目录的数据基础是2013-2015年敝刊所发表文章的被引成绩。敝刊是全国高校系统中唯一一本只发表人文科学类即传统文史哲三大学科稿件的期刊，而传统文史哲三科的作者在发表论文时不太习惯像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学者那样引用期刊论文，导致我们这类专注于人文科学的期刊被引成绩一直非常不理想。”

　　这封信还表示从2016年1月开始，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已经调整稿件的学科结构，增加了部分影响因子高的政治学、社会学类稿件。

　　对此，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有关负责人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编辑部只向作者一一单向发信，对于“网传的《致作者信》”暂不回应。

　　而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同济大学学报主编孙周兴则对“降格”直言：“四年前我就预感到同济学报将被剔出CSSCI目录，因为我们坚持不参与影响因子造假勾当。”1月19日，孙周兴还在博客上发表《同济大学学报(哲社版)主编声明》，再一次将C刊新目录与“影响因子”推向学界争议的风口浪尖。

     

　　网传的一份《致读者信》

      C刊是“学术风向标”?

　　CSSCI是1998年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下文简称“中心”)受教育部委托开发研制的引文数据库，用以检索中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收录和被引用情况。在CSSCI官网介绍中：CSSCI遵循文献计量学规律，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从全国2700余种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性期刊中精选出学术性强、编辑规范的期刊作为“来源期刊”。

　　换言之，C刊，是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体系里“学术性强、编辑规范的期刊”。

　　在青年学者陈才看来，CSSCI只是期刊评价的一个标准，而并非学术评价标准。“真正的学术评价要留给后人去盖棺定论。不得已，一定要去评价，也需要交由专业领域内的权威专家来进行。所以该中心每次公布目录，都有学者加以批评。”

　　“至于该中心的评价细则，从来没有详细公布过，只是有一些笼统的说法，比如前几年的引用率等。这里也有问题，细则为什么不公布出来让学者参与讨论?”陈才提到，该中心网站上，“遴选标准”和“遴选程序”两栏都是空白。

　　而C刊与学术评判、考核的“划等”更引发深思。“虽然该中心明确说明，请学术界正确使用该索引，但是，科研管理者实质上就把它当成了学术评价标准。科研工作者评职称、学生毕业拿学位，都要看C刊发表篇数。为什么呢?这是荒唐的。”陈才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一方面学术评价的确困难，各有各的看法，没有一个至少是大部分学者共同认可的规则，势必引发争议甚至矛盾。“另一方面就是科研管理人员懒政，简单粗暴地用该中心作挡箭牌。高校为什么自甘做CSSCI的奴仆?为什么很多人把它默认成一个学术评价体系?这也是受浮躁的大环境影响。”

　　“每个专业有每个专业的规范，不应该一刀切，笼统地来评价。更不应该由外行来评价内行。有不少学者都出现过，投稿时刊物是C刊，而发表时刊物等级降了，论文等级就被下降了。所以C刊目录给学者投稿造成了不少困扰，作者写好文章还要花不小的气力去研究刊物本身以投稿。这说明什么?只能说明给刊物分等级的做法极不可取。学术刊物只是学者发表学术观点、表达学术态度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不能越位。”
　　陈才甚至认为，要取消刊物的等级，让刊物和学术各归本位。

　　一位985高校的学报主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对于少数国内知名大学学报，几乎是不考虑什么影响因子，什么C刊不C刊的问题。说到底，(新目录)是一套新的游戏规则。任何一套游戏规则施行起来都有利弊得失，这要看参与者的积极性以及对学术的影响。现在很多学术期刊都参与到游戏中来，最终的结果一定是有人排列前，有人落后。如果一些学术质量和声誉都有问题的反倒堂而皇之地跑到前面去了，那倒是有问题了。”

　　影响因子是“刊物风向标”?

　　若“影响因子”真能解释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的“降位”，那么在两个月前“中国期刊未来论坛”发布的《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中，《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可是进入影响力指数第一集团(Q1区)。同一份刊物，怎会有不同的“影响因子”?

　　“这可以理解，不同机构计算方式不同，影响因子自然不同。国内也少有机构公布过他们的计算公式。”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江晓原近年对“影响因子”展开深入的学理研究，“文章被引用次数越多，影响因子越高。但只用影响因子判断一个刊物，其实是不合理的。”

　　江晓原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影响因子”最初是图书馆用来判断“买什么杂志最划算” 的参考指标，后来才慢慢发展为刊物水平的判断标准，甚至成为国际上通行的期刊评价指标。在他看来，长期强调并用各种考核手段要求科研人员尽可能将论文发表在国外高影响因子刊物上，不仅在学理上极为无理，而且对中国学术造成极大伤害。

　　“我举三个例子。一是影响因子高的文章依然会被证明是错的。有的文章本身荒谬，那么驳斥它的文章自然要引用它的观点，引用不也上去了吗;二是《自然》《科学》这些高影响因子刊物经常撤销论文。很可笑的是，这些撤销论文的影响因子很高，被撤销后影响因子也继续存在，甚至还会被他人引用。”

　　“第三，影响因子的计算类似一个游戏，完全可以通过一些手法把影响因子变很高。比如在科学情报研究所ISI公布的影响因子分式里，分子是该期刊所有文本所产生的所有引用次数，分母则是该期刊里引用项文本的篇数，也就是学术论文的篇数。要让影响因子变大，分子要大，分母要小。所以像《自然》这些杂志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减少学术文本的数量。一期期刊里，他们只有十分之一的文章是学术文本。”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网站上，遴选标准和遴选两栏是空白。

       反思当代中国学术生态之内核

       在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吴冠军看来，C刊新目录之所以掀起了这样大的媒体波浪，是因为它牵涉到了当代中国学术生态之内核。

　　“CSSCI对于始自1990年代中期的汉语学术之 ‘规范化’转型，确实有很大的功劳。也正是由于它的成功，在过去十几年间，它很快成为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质量的唯一评价标准：学者的职称晋升、绩效奖励，乃至博士研究生的毕业条件，全部在该标准下被精确量化。”

　　“这产生两个可怕后果。”吴冠军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一是当C刊发表数量成为学术质量评价的惟一标准后，学者水平直接被C刊篇数所定义，而刊物质量被C刊遴选标准所定义，“学者和刊物皆被CSSCI ‘异化’。”

　　“二是C刊目录本身被 ‘异化’，围绕它逐渐形成一个巨大的利益与权力链条。当下许多冲着CSSCI去的批评，实际上是冲着固化在CSSCI名下那个利益权力链条去的，冲着当代中国学界那个 ‘变态内核’去的。”早在2013年，孙周兴就专门“抨击”过学报体制内腐败的现象，披露眼下一些地方的一些学报为了提高刊物的影响因子，居然串通起来相互引用，或者干脆要求作者本人安排引用，“实在无耻至极。”

　　吴冠军说：“今天，对于一本学术杂志而言，在C刊目录之内还是之外，几乎是在天堂和在地狱的差别。前者稿件如雪片般飞来，后者即便求爷爷告奶奶也很难收到优质稿件。为了使自身留在C刊目录之内，许多杂志的编辑方针及思路不得不惟C刊遴选标准是从。”

　　他感慨，一边《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被迫表示开始改变稿件的学科结构，另一边《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不愿接受“惟被引率”之异化。“卷入当下风波中的两本学术刊物，一本标识出了既有结构的残忍性，一本则向我们指出了激进反抗的可能性，作为学者，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一起去为改变当下这 ‘双重异化’结构，而去展开激进的努力?”


来自：澎湃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