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国力学专家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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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培源(1902— )
　　 周培源，著名力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主要从事流体力学中的湍流理论和广义相对论中的引力论的研究。奠定了湍流模式理论的基础;研究并初步证实了广义相对论引力论中“坐标有关”的重要论点。培养了几代知名的力学家和物理学家。在教育和科学研究中，一贯重视基础理论，同时关怀和支持新技术的研究。在组织领导我国的学术界活动、推进国内外交流合作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培源，1902年8月28日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今属江苏省无锡市)的一个书香之家。父亲周文伯是清朝秀才。母亲冯瑛生有一子三女，周培源排行第二。
　　1919年，他考入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前身)中等科。学习期间，他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发表了论文《三等分角法二则》，受到当时数学教授郑之蕃的赞许。1924年，他由清华学校高等科毕业。同年秋天，由于他成绩优秀，被清华学校派送去美国继续完成大学课程，入美国芝加哥大学数理系二年级学习。周培源于1926年春、夏两季分别获学士和硕士学位。
　　1927年，周培源入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继续攻读研究生。他先从师贝德曼，后改从E.T.贝尔做相对论方面的研究，次年获理学博士学位，并获得最高荣誉奖(Summa Cum Laude)。
　　1928年秋，他赴德国莱比锡大学，在W.K.海森伯(Heisenberg)教授领导下工作;1929年，又赴瑞士苏黎世高等工业学校，在S.泡利(Pauli)教授领导下从事量子力学研究。同年回国，被聘为国立清华大学(以下简称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年仅27岁。
　　1932年，周培源与王蒂澂女士结婚，生有四个女儿。王蒂澂退休前，一直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教书。
　　1936年至1937年，根据清华大学休假规定，周培源再赴美国，在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院从事理论物理的研究。其间他参加了A.爱因斯坦(Einstein)教授亲自领导的广义相对论讨论班，并从事相对论引力论和宇宙论的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美国国内急需科技人员，周培源一家刚入境，就收到移民局的正式邀请，给予全家永久居留权，周培源对此一笑了之。1937年，他假满回国。不久，抗日战争爆发。7月底，平津沦陷;8月，侵华日军开进了清华园。周培源受校长梅贻奇之托，安排学校南迁，曾先后任长沙临时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教授。在这期间，他抱着科学家应为反战服务，以科学拯救祖国危亡的志向，毅然转向流体力学方面的研究。
　　1943年至1946年，周培源再次利用休假赴美国。他先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从事湍流理论研究，随后参加美国国防委员会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海军军工试验站从事鱼雷空投入水的战事科学研究。
　　1945年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鱼雷空投入水研究组的大部分人员被美国海军部留用，成立海军军工试验站，周培源也被应邀留下。由于该试验站是美国政府的研究机构，应聘人员要有美国国籍。当时，周培源明确提出：不做美国公民，只担任临时性职务;次年即离美代表中国学术团体去欧洲参加国际会议。在美国有关方面接受了上述这些条件后，他在美国继续工作不到一年，于1946年7月离职去欧洲参加牛顿诞生300周年纪念会和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他还参加了在法国召开的第六届国际应用力学大会，并被这次大会以及会后新成立的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选为理事。
　　1946年10月，周培源由欧洲重返美国，并于1947年2月与夫人携三个女儿全家返回上海。1947年4月回到北平(今北京)，继续在清华大学担任教授。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培源除在清华大学担任教授外，还兼任教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周培源转任北京大学教授、教务长。此后还相继担任过北京大学副校长、校长、党委副书记。1981年因年事已高，周培源主动辞去了校长职务。
　　1952年，他在北京大学领导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力学专业，即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此外，他还领导建造了北京大学直径2.25米的三元低速风洞。
　　1958年，周培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周培源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曾兼任过许多重要的社会职务：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并曾任数理化学部的常务委员;1978至1981年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8至1986年间，先后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书记处书记、副主席、代主席、主席，现为名誉主席;1951至1982年间，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现为名誉理事长;1957至1986年间，任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现为名誉理事长;自1954年以来，先后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至第五届代表和人大常委会第五届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第四届全国常委会委员和第五至第七届副主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波兰友好协会会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会长，九三学社主席等。
　　由于周培源在科学研究、教学和社会活动中取得的成就，他受到国内外科学界和教育界的尊敬。1980年，美国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院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80年和1985年，他曾两次获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具有卓越贡献的校友”奖。

我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

　　周培源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将自己精力的大部分献给了力学与理论物理中两个十分困难的领域：湍流理论和广义相对论。他先后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在这两个领域中都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
　　在广义相对论的研究中，以“坐标有关论者”而独树一帜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学说1916年发表后，在全世界迅速传播。在中国，早期传播相对论的有夏元?等物理学家，然而进行深入研究爱因斯坦的学说并独树一帜的，周培源是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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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永怀(1909—1968 )
　　 郭永怀，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长期从事航空工程研究。发现了上临界马赫数，发展了奇异摄动理论中的变形坐标法，即国际上公认的PLK方法，倡导了我国的高超声速流、电磁流体力学、爆炸力学的研究，培养了优秀力学人才。担负了国防科学研究的业务领导工作，为发展我国的导弹与核弹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郭永怀，1909年4月4日出生于山东省荣成县。郭家世代务农，父亲郭文吉粗通文墨。1918年，9岁的郭永怀在三叔郭文秀开办的学堂里读书识字。1922年，在石岛镇明德小学就读高小。1926年，他以优秀的成绩考取青岛大学附中。1929年夏，进入南开大学预科班学习。由于他勤奋好学，所以名列前茅。他还同胡世华、陈振汉等组织了一个新颖的读书会——微社，切磋砥砺，钻研学问。1931年，郭永怀转入本科，攻读物理。由于他对光学感兴趣，于1933年转到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1935年毕业后，他留校任助教兼做研究工作，曾和吴大猷等一起研究过喇曼效应。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永怀曾回家乡威海任教。1938年威海沦陷，郭永怀又辗转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半工半读，研究过湍流理论。在青少年时期，他先后得到过顾静薇、饶毓泰、周培源等教授的指导，所以不仅具备了坚实的数学物理基础，而且也确立了“科学救国”的思想。
　　1939年，郭永怀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生。经过一些波折，于翌年9月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在应用数学系主任W.R.辛格(Synge)指导下从事研究。他仅以半年时间就完成了《可压缩粘性流体在直管中的流动》的论文，并获得了硕士学位。他的出色工作受到导师辛格的赞赏。1941年5月，他又来到当时国际空气动力学的研究中心——美国西岸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GALCIT)，在航空大师T.冯·卡门(von Kármán)教授的指导下工作。他主动提出要进行当时空气动力学的前沿问题——跨声速流下连续解的研究，并于1945年获得博士学位。在留学期间，由于有名师指导和良好的研究环境，加之他本人的刻苦努力，为他在以后10年的研究工作取得丰硕成果奠定了基础。
　　1946年，W.R.西尔斯(Sears)在康奈尔大学创办航空研究院。他特聘郭永怀前去参加业务领导工作，历任副教授、教授之职。实际上，郭永怀在这10年间是当时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的三个主持人(即西尔斯、郭永怀、康脱洛维茨)之一。这10年也是郭永怀从事科学研究的黄金时期。他着重对跨声速理论与粘性流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先后发表了《可压缩无旋亚声速和超声速混合型流动和上临界马赫数》(与钱学森合作)、《关于中等雷诺数下不可压缩粘性流体绕平板的流动》、《弱激波从沿平板的边界层的反射》等重要文章，解决了跨声速流动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与此同时，为了解决边界层的奇异性，他改进了H.庞加莱(Poincáre)、J.莱特希尔(Lighthill)的变形参数和变形坐标法，发展了奇异摄动理论。为此，钱学森于1955年在《Advances in Applied Mechanics》杂志上发表文章，将这一方法命名为PLK方法。值得一提的是，郭永怀在50年代初就注意到离超声速流动这一方向，研究了高超声速激波边界层干扰和离解效应。郭永怀因在空气动力学与应用数学中的研究成果而驰名世界。
　　在国外工作期间，郭永怀一直在等待机会，要用他的科学知识为祖国服务。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终于出现了这种机会。这时，郭永怀毅然放弃了在国外的优越条件与待遇，于1956年11月回到了阔别16年的祖国，并立即投身于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在国内工作的12年期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领导国内的力学与国防科研上，并先后担任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化学部学部委员、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二机部九院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主任、国防科委空气动力学专业组成员和空气动力学研究院筹备组副组长、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等职。
　　1956年，郭永怀参加了制订“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规划”，担任了力学专业副组长。他和力学界的其他专家一起审时度势，分析国际上力学研究的动向，并根据我国的国情，制订出学科近期发展规划与远期奋斗目标，确定高等学校力学专业的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为我国随后若干年的发展方向确定方针大计。规划的实施使我国的力学研究从解放初期只有少量理论工作的状况发展到能够通过现场测试、大型实验、数值模拟和理论分析等多种手段进行重大项目研究的现代力学阶段。
　　郭永怀回国以后，就身体力行倡导高超声速流动、电磁流体力学和爆炸力学等新兴领域的研究。他亲自参加力学所电磁流体组每周一次的学术讨论会;60年代初，他组织了北京地区高超声速讨论班;他一方面要求大爆破问题组人员踏踏实实地学一本书，一方面又鼓励大家深入实际。他指导研究生从事这些新方向的理论与实验研究。对于新学科方向的发展，他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精辟的见解。
　　郭永怀对于国防工业和科研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涉及了许多重大的项目。从1957年11月4日，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起，他就参加了中国科学院星际航行座谈会，大力倡导我国要发展航天事业，并就许多技术问题，如运载工具、推进剂、姿态控制、气动力、气动热等发表了许多重要见解和主张。在第四次座谈会上作了“宇宙飞船的回地问题”的中心发言，对气动减速、气动加热、烧蚀防热、回地轨道设计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还提出了利用举力面的设想。随后，当研制人造卫星提到议事日程上时，郭永怀参加了负责卫星本体设计的人造卫星研究院的领导工作。1964年，郭永怀参加了再入物理工程的筹备工作。他认为应将再入物理现象的研究作为这个项目的理论研究方向，并明确提出建立高温物理所的主张，对实验设备的筹建工作他亦费尽心血;1967年，郭永怀参加了空气动力学研究院的筹建工作，担任了主管技术工作的副组长。他首先就空气动力学研究院的服务对象、研究手段、重点设备、测试方法等提出了建议，并和钱学森一起为该院规划了蓝图，为以后空气动力学研究发展中心的建设奠定了基础;为了发展我国的“两弹”事业，郭永怀更是呕心沥血，从理论到实践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多次赴现场参加准备工作，直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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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学森(1911— )
　　 钱学森，著名科学家。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许多开创性贡献。为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是我国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倡导人。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出生于上海，是独生子。父亲钱均夫(名家治，后以号行)是浙江杭州一没落丝商第二子，少小就学于当时维新的杭州求是书院，曾到日本学教育和地理、历史。母亲章兰娟是当时杭州富商的女儿。钱学森的外祖父欣赏钱均夫的才华，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民国成立后，钱均夫就职北京当时的教育部。钱学森在3岁时随父到了北京，上过蒙养院(幼儿园)、女师大附小、师大附小和师大附中。
　　在北京师大附中时，对钱学森影响最深的几位老师是：林砺儒、王鹤清、董鲁安(于力)，以及几何老师傅种孙、生物老师俞谟(俞君适)、博物老师李士博和美术老师高希舜(后来是著名国画大师)。林砺儒是校长(当时称主任)，他制定了一套以启发学生智力为目标的教学方案。王鹤清是化学老师，他启发了钱学森对科学的兴趣，给他自由到化学实验室做实验的便利。董鲁安是国文老师，在课堂上常常用较长的时间讨论时事，表示厌恶北洋军阀政府，憧憬国民革命军北上(后来他去了解放区)。他的教学使钱学森产生对旧社会腐败的深切不满和对祖国前途、人民命运的无比关心。钱学森一次在图书馆借了一本讲相对论的小册子，书中第一句话提到20世纪有两位大师：一位是自然科学大师A.爱因斯坦(Einstein)，一位是社会科学大师列宁。钱学森当时对列宁这位大师还不甚了解。傅种孙那时已是师大数学讲师，在中学课堂上把道理讲得很透。钱学森后来认为，在初中三年级听傅老师的几何课，使他第一次得知什么是严谨的科学。钱学森对老师们的教诲感激不尽，他后来说;“我若能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皆与老师教育不可分!”
　　1929年中学毕业后，钱学森为复兴祖国，决心学工科，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当时上海交大专重考试分数，学期终了平均分数算到小数点以后两位，大家都为分数而奋斗。初入交大的钱学森，对这里求知空气不浓而不满，但也不甘落后，非考90分以上不可。在交大，钱学森非常感激两位倡导把严密的科学理论与工程实际结合起来的老师，一位是工程热力学教授陈石英，一位是电机工程教授钟兆琳。
　　1930年暑假后期，钱学森得了伤寒病，在杭州家里卧病一月余，后因体弱休学一年。在这一年里，他第一次接触到科学的社会主义。钱学森爱好美术，在书店买了一本讲艺术史的书，不曾想这本书是一位匈牙利社会科学家用唯物史观的论点写的。他从未想到对艺术可以进行科学分析，所以对这一理论发生了莫大的兴趣。接着他读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布哈林的唯物论等书，又看了一些西洋哲学史，也看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读了这么多书，他感到只有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才是有道理的，唯心主义等等没有道理;经济学也是马克思的有道理，而资产阶级经济学那一套理论，则不能自圆其说。休学期满回到学校，钱学森开始接触到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参加过多次小型讨论会，从那里他知道了红军和解放区的存在。小组的领导人乔魁贤，是当时交大数学系的学生，小组还有许邦和、袁轶群和褚应璜。后来乔魁贤被学校开除;钱学森和小组的联系也逐渐中断，仍埋头读书，每学期平均分数都超过90分，因而得到免交学费的奖励。在上海交大，好友有林津、熊大纪、郑世芬、罗沛霖、茅于恭等。假期在杭州，因与学音乐的表弟李元庆思想相投而常交往，从他那里略闻左翼文艺运动的情况。
　　在1934年暑假，钱学森从上海交大机械工程系铁道机械工程专业毕业。尚未派定工作，就考取了清华大学公费留学，专业是飞机设计，两位导师一是王助，一是王士倬。王助是我国早年航空工程师，设计制造了中国第一代飞机，他教导钱学森重视工程技术实践和制造工艺问题。王士倬是清华教授。依照清华关于留美学生的规定，钱学森在1934—1935年到杭州览桥飞机厂实习，又到南京、南昌空军飞机修理厂见习，最后到北京参观清华并拜访导师王士倬，也见到王士倬当时的助教张捷迁。钱学森这次来京，看到北京在没落，颇有感触。
　　1935年8月，钱学森从上海坐美国邮船公司的船离国，同船的留美同学有徐芝纶、夏勤铎等。当时钱学森的心情是：中国混乱，豺狼当道，暂时到美国去学些技术，他日回来为国效劳。到了美国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成绩不但比美国学生好，而且比同班的其他外国人都好，这使他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而自豪。因为学工程一定要到工厂去，而当时美国航空工厂不欢迎中国人，所以一年后他开始转向航空工程理论，即应用力学的学习。于是决定追随当时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简称加州理工学院)的力学大师T.冯·卡门(vonKármán)教授。1936年10月，钱学森转学到加州理工学院，开始了与冯·卡门教授先是师生后是亲密合作者的情谊。冯·卡门第一次见到钱学森时，看到的是一位个子不高、仪表严肃的年轻人;他异常准确地回答了教授的所有提问;他思维的敏捷和富于智慧，顿时给冯·卡门以深刻的印象。冯·卡门教授教给钱学森从工程实践提取理论研究对象的原则，也教给他如何把理论应用到工程实践中去。冯·卡门每周主持一次研究讨论会(research conference)和一次学术研讨会(seminar)，这些学术活动给钱学森提供了锻炼创造性思维的良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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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芝纶(1911— )
　　　　徐芝轮，力学家、力学教育家。长期致力于工程力学的教学与结构数值分析的研究。为我国工科力学教材建设作出了贡献。他编著的《弹性力学》教材在国内被广泛采用;曾积极推动了有限元法在我国的普及与推广。

　　徐芝纶，1911年6月20日出生于江苏省江都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徐庭翼，早年留学日本，学习土木工程。回国后，教了几年书，当了几年官，但因耻于钻营，结果官当不成，业务也荒疏了。中年郁郁寡欢，40余岁早逝。临终时嘱咐徐芝纶，要吸取他的教训，毕业后老老实实地当一名教师，认认真真地教书，清清白白地做人，千万不要走他的老路。徐芝纶从小聪颖自重，勤奋好学，中小学时期学习成绩一贯名列前茅。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就读于土木工程系。当时，中华民族正值苦难岁月，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爱国人士、热血青年纷纷寻求拯救祖国的道路。徐芝纶在父亲、老师以及当时形势的影响下，相信“教育救国”，立志当一名教师。徐芝纶的老师，著名结构力学专家蔡方荫教授，十分钟爱、器重这位高材生，勉励他将来当一位优秀教师。1934年，徐芝纶大学毕业，留清华大学当助教。1935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公费留美。在1936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程硕士学位后，放弃了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转学到哈佛大学，师从著名教授H.M.威士加德(Westergaard)，1937年又获哈佛大学工程科学硕士学位。当时的祖国正遭到日本侵略军的大规模入侵，东北、华北相继沦陷，国家处于存亡危急之际，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认为国家到了这样困难的关头，仍在外面舒舒服服地读书工作，置祖国存亡于不顾是说不过去的。历史的责任感和神圣的使命感驱使他决定回归祖国，“共赴国难”。他执拗又委婉地谢绝了师友的挽留，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机会，毅然决然地于1937年6月离美回国，任教于浙江大学。
　　七七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因战火蔓延，浙江大学被迫三年六迁，辗转跋涉5000里，颠沛流离，历尽艰险，最后落脚在贵州遵义。徐芝纶与爱国师生同仇敌忾，同甘共苦，在前有飞机轰炸，后有日本侵略军追兵的恶劣环境和艰苦生活中，坚持教学工作。他在油灯下、防空洞里备课，在祠庙里、草棚内上课，苦战三载，献身教育。当时由于缺乏教师，他开出了一门又一门课程。从1937年至1934年在浙大担任副教授、教授的6年时间里，他教授过应用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弹性力学、高等结构、结构设计、桥梁设计、土壤力学、基础工程、水力学、水力发电工程、水工设计、坝工设计等10余门课程。
　　为了增加工程实际经验，他于1943年离开浙大，到重庆水力发电勘测总队主持设计工作，并参加过当时由美国人主持的三峡工程初步设计。后见一卷卷图纸归档保存，当局毫无实施之意，他又于1944年重返教育岗位。先在中央大学执教，抗战胜利后转到上海交通大学任教，并曾每周往返于沪宁线上，到中央大学兼课。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他的教学水平不断提高，讲授艺术不断丰富。当年凡听过他讲课的学生，无不为他的高质量讲课所吸引、所折服。
　　全国解放后，党和政府根据水利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于1952年成立了华东水利学院。徐芝纶愉快地服从组织调动，来到南京市清凉山麓参加创建新中国第一所水利院校的工作。他先是兼任工程力学教研室主任，1954年起兼任教务长，1956年起兼任副院长，直至1983年。在承担行政工作的许多年中，他坚持不离开教学第一线，早起晚睡地备课、写教材。他几乎每学期都要讲课，1959年后还指导研究生。他一直铭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陈毅同志讲过的话：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写出自己的书籍，做到中国人用中国的教材讲课给中国人听。为了实现陈毅同志的要求，他长期坚持不懈投身于教材建设。至今，他一共编著出版教材11种15册，翻译出版教材6种7册，其中《弹性力学》(上、下册)第一版获1977—1981年度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第二版获1987年全国优秀教材特等奖。他的英文著作《应用弹性力学》也于1991年由印度威利东方出版公司出版。从1978年起，他还担任全国高校工科力学教材编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为新时期的力学教材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
　　徐芝纶是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博士生导师，并先后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力学学会第一、第二届理事，江苏省力学学会第一届副事长和第二、第三届理事长，以及第四届名誉理事长。1981年，70岁离龄的徐芝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来的夙愿。

教学第一线　耕耘50年

　　徐芝纶在青年时代就立志教书，从1937年留学回国至今，已在教学第一线辛勤耕耘了50余年。在1986年为河海大学1800名师生代表所作的“50年教学的回顾与体会”报告中，他信心十足地表露心迹，要“在教学第一线上再于10年，凑成60年一个花甲，我想我是行的。”如今他虽已80岁高龄，却仍在孜孜不倦地为研究生讲授课程，仍在一丝不苟地指导博士研究生撰写学位论文。
　　徐芝纶的课堂讲授质量之高，早在40年代就已在师生中享有盛誉。他的讲课，内容精炼、语言准确、条理清晰、分析透彻、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他在讲课中善于从学生的实际出发阐明基本概念，讲清基本理论，把思路、方法教给学生，启发学生积极思维，举一反三。他善于根据学生的实际以及生产的实际，恰到好处地将理论放在实际背景中去讲授，加深学生的理解与掌握。他从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也从不因循守旧、墨守成规。他的讲稿每次讲授都要修改更新，因而他的助教愿意一次次听他的课，以获得新启示。他在《怎样提高课堂讲授的质量》一文中，总结了“掌握课程内容，了解学生情况，适当安排教材，认真准备讲稿，做好默讲试讲，注意表达方式，及时检查改进，不断努力提高”等八方面的经验体会。该文已成为许多青年教师掌握课堂讲授艺术的入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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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伟长(1912— 　　 )
　　 钱伟长，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是我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之一。兼长应用数学、物理学、中文信息学，著述甚丰。特别在弹性力学、变分原理、摄动方法等领域有重要成就。早年提出的薄板薄壳非线性内禀统一理论对欧美的固体力学和理性力学有过重大的影响。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力学研究室，筹建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和自动化研究所。长期从事高等教育领导工作，为培养我国科学技术人才作出重要贡献。社会活动十分活跃，积极推动了祖国的统一大业。

　　钱伟长，1912年10月9日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鸿声乡七房桥村。20世纪初，中国正处于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西学东渐，国学衰微之际。钱伟长就出生在一个具有国学功底、创办新学的贫穷的诗书家庭。在无锡这个毗邻太湖的鱼米之乡，为了家族的繁衍昌盛，还延续着义庄制度。由于做私塾先生的祖父早逝，钱伟长的父亲钱声一(钱挚)和叔父钱宾四(钱穆)就是靠从钱家的义庄领取粮米，艰苦求学的。他们在家乡七房桥办起了第一座新式小学，又到其他小学任教。少年的钱伟长有时就寄住在父亲和叔父的老师宿舍里。16岁那年，父亲钱声一病逝，他随叔父在苏州读书。后来，叔父钱穆到北京大学与胡适同时担任中国通史的教授，成为著名的国学大师，60年代在台湾作资政，继续研究国学。他的母亲王秀珍和善而勤劳，除操持家务外，还养蚕、桃花、糊火柴盒贴补家用。清贫的幼年生活和母亲的贤良品德，帮助造就了他在曲折的一生中独立支持的精神力量。妻子孔祥瑛毕业于国立清华大学文学院国文系，50年来是他生活上、精神上忠实的伴侣，也是他事业上成功的一个保障。
　　小学时期，钱伟长主要学习国文和历史，也学到算术、自然、音乐等新课程。由于家贫，还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起先，他就学于家乡的七房桥小学，家乡失火后，又进过荡口镇的三所小学和后宅小学，但受学时断时续，时间都不长。13岁时，他来到无锡，先后在荣巷公益学校、县立初中、国学专修学校读书。15岁考取苏州中学读高中，学习到数理化和西洋史，进一步打开了他求知的大门。苏州中学的数学老师严晓帆、西洋史老师杨人缏、中国史老师吕叔湘、地理老师陆侃舆，都给他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文学课则由他的叔父钱穆任教。他经常在严晓帆老师的宿舍里晚自修，在理科方面有了一些进步。步入青年时期的钱伟长文史成绩优异，但他为科学救国而弃文学理，自强不息，闯开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大门。19岁那年，他以优异的文学和历史成绩考取清华大学和上海吴蕴初的清寒奖学金。来到清华大学后，即发生了九一八日本侵占东三省的惊人事变，出于忧国忧民之心，他要求读物理系，学习近代科学技术。物理系主任吴有训答应他试读一年。他克服了用英语听课和阅读的困难，数理课程超过了70分，从此，就迈进了自然科学的大门。理学院院长叶企荪，以及赵忠尧、萨本栋教授也常给他们上课。起初，钱伟长象学古文一样，熟读强记物理学的典籍。而吴有训教给他，不要以为书本上的东西都是正确的，都已经完善了，每读一本书都要能够看到没有完成的部分，发现一些新问题。钱伟长学到了这一点，并成为他一生治学的特点。1935年，他考取清华大学研究院和高梦旦奖学金，在导师吴有训的指导下做光谱分析。为呼吁抗日救国，他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和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北平(今北京)沦陷，曾在天津耀华中学任教近一年。1939年初，经香港、河内到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讲授热力学。是年与孔祥瑛结婚，并与郭永怀、林家翘以相同分数同期考取庚子赔款留英公费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突发，船运中断，改派加拿大。本来，轮船将途经神户，日本在护照上签证准许登岸游览。公费生一致认为，抗日战争期间，有失国体，故全体愤然离船，返回昆明。延至1940年8月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在J.L.辛格(Synge)教授指导下研究板壳理论，1942年获博士学位。1942年至1946年，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和喷射推进研究所，与钱学森、林家翘、郭永怀一起，在T.冯·卡门(von Kármán)教授的指导下从事航空航天领域的研究工作，受到冯·卡门学术思想的影响，成为固体力学和流体力学大师。在研究所和冯·卡门家里的学术讨论会，是富有民主精神和创造性的聚会。这种风格影响了钱伟长的一生，这就是敢想敢说，勇于探索和创新。
　　1946年5月，钱伟长以探亲为名只身返国，从洛杉矶乘船回到上海，应聘为清华大学教授，兼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1947年，有人带来美国有关方面对钱伟长全家赴美工作生活的邀请。在表格最后一栏，要求宣誓一旦中美交战忠于美方，钱伟长明确填“NO”，予以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副教务长，1950年，任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常委、组织部部长，1951年，任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常委、副秘书长，自1951年起，他还担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主任;1952年，任清华大学教务长，1955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1956年，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筹委会主任、波兰科学院院士。1957年中国力学学会成立，他任副理事长。他还担任北京市第一、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委，1954至1958年，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2年他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了缅甸、印度，1955至1956年还多次访问苏联、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民主德国，1956年，又参加了波兰的力学会议和布鲁塞尔的国际力学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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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令希(1916— )
　　 钱令希，著名力学家、工程师、教育家。长期从事结构力学的教学和研究，是我国计算力学的工程结构优化设计的开拓者，也是使结构力学与现代科学技术密切结合的先行者与奠基人，在我国的桥梁工程、水利工程、舰船工程、港湾工程等领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善于教书育人，爱护人才，培养出了几代优秀的力学家。

　　钱令希，1916年7月16日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鸿声乡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钱伯圭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从教于荡口镇果育学校。其学生，后来成为国学大师的钱穆在《师友杂忆》一书中，曾回忆他与伯圭师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一次谈话，说：“余之毕生从事学问，实皆伯圭师此一番话有以启之。”钱令希的哥哥钱临照，是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比他大10岁。钱令希幼年时代，父兄对他的管教甚严，特别是哥哥，对他后来的成长帮助很大。
　　 童年的钱令希表现出了高度的自治能力。他9岁即离家到附近的梅村镇高小住读，11岁考上了刚刚建校的江苏省立苏州中学，读初中一年级。从农村到大城市，钱令希什么都觉得新鲜，不禁贪玩起来。读了一学年，英文连26个字母都背不连贯，历史课还没考及格。他顿感问题严重，决心从头干起。1928年10月，年仅12岁的钱令希经过一个暑假的发奋学习，跳过初中考入了上海中法国立工学院高中部。这是一所用欧战赔款由中、法两国合办的高等学校，分大学部和高中部，各读四年，高中第一年专学法文。钱令希小小年纪就知道汲取教训，不再贪玩。他潜心攻读，第一年，以优秀成绩通过了法文集中训练;第四年，他又以优秀成绩直升大学部土木科。当时，这所大学按照法国习惯，不呼学生姓名，只叫学号。“800”号的钱令希一路顺风，大学年年都考第一名。这段经历，钱令希后来经常作为体会来向学生作介绍。他说：学习如同钉螺丝钉，开头要锤几下，搞正方向，把基础打牢，后来拧起来就顺利了。否则，开头钉得歪歪扭扭，拧起来就事倍功半。求学之道慎起步啊!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现代史上内忧外患交困、革命斗争风起云涌的年代。大学时代的钱令希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抱着“科学救国”的满腔热情刻苦学习，1936年9月，以土木科第一名的成绩，从上海中法国立工学院毕业。同年10月，得中比庚款委员会的选拔，被保送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留学，2年后毕业，获得了“最优等工程师”的学位。
　　1938年，抗日战争已进入第二年。钱令希满怀抗日救国的赤诚，立即回国。在昆明，他被刚刚成立的叙昆铁路局录取为“试用”。这条铁路计划从四川的叙府南达云南的昆明，然后与滇缅铁路接通，以期为全民抗战打开一条国际通道。刚参加工作，钱令希便和一位老工程师一起在人烟稀少的西南边陲翻山越岭，风餐露宿，进行桥梁踏勘。经过麻疯病流行地区，他们两人也亳不畏惧。那年冬天，他们硬是凭着两条腿，在140多公里的线路上，为上百个大小桥梁、涵洞定位定型。这段经历，为他今后使理论密切联系实际，以及为工程建设服务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从1941年到1943年，他先后在川滇铁路公司、熊庆来为校长的云南大学和茅以升领导的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工作。
　　1943年11月，钱令希应浙江大学工学院院长王国松教授之邀，到内迁遵义的这所大学任教。在那里，他受竺可桢校长倡导的“求是”学风的熏陶，埋头钻研学术，写出了一篇篇崭露头角的学术论文，其中的《悬索桥近似分析》一文，1946年经当时内迁重庆的北平图书馆推荐，在美国《土木工程学报》发表。他的另一篇《关于梁与拱的函数分布与感应》的论文，1946年获得当时政府颁发的科学奖。那时，浙江大学的学术空气很活跃，年轻的钱令希作学术报告时，竺可桢校长也去听讲，并给予热情鼓励。1950年，在这所大学搬回杭州的第四年，钱令希担任了土木系系主任。他励精图治，改革求进，大力整顿和加强了资料室和实验室，并提倡教师写教学大纲，改进教学方法。这些措施，深受师生欢迎。
　　解放前夕，浙江大学的学生运动轰轰烈烈，他的助教和学生中不少是地下共产党员或进步分子，钱令希心里有数，并对他们十分钦佩。有一次，他的资料室的柜子里发现一藤箱书籍，都是《新民主主义论》、《唯物辩证法》等革命书籍。从此，他严格保管钥匙，不让人随便进入。事后，掩藏这批图书的地下党员、后来担任宁波大学校长的朱兆祥说：“钱先生真是深知我们的好老师。”
　　钱令希1942年2月在云南昆明结婚。夫人倪辉是位数学教师，毕业于河南大学。生有一子一女。
　　1952年1月，钱令希接受大连工学院院长屈伯川博士之邀，来到大连工学院(现改名大连理工大学)，任教授和第一任科学研究部(现科研处)主任。1979年任副院长，1981年至1985年任院长，现为大连理工大学顾问。40年来，他把全部心血奉献给该校，为学校的教学与科研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参加了该校土木系港口及航道工程专业的创建工作，又创建了工程力学系和工程力学研究所，建立了一支老中青三结合的，教学与科研并重的骨干梯队，使该校的工程力学成为国家的重点学科，并办起了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他爱校如家，领导全校师生员工，解放思想，大力改革，并着意促进与国外的学术交流。
　　在教书育人为国家培养高级建设人才的同时，钱令希潜心学术研究，努力使力学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1954年，他担任武汉长江大桥工程顾问，并于1958年参加了南京长江大桥的规划工作。1959年他还参加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的规划会议。从我国实际出发，提出了新型支墩坝型——梯形高坝的建议，后为浙江湖南镇128米高坝及其他几个水电站工程所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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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兆祥(1921— )
　　 朱兆祥，力学家、教育家和科技事业活动家。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的早期组织者，协助钱学森创建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从事爆炸力学和冲击动力学的研究，在应力波的传播及其引起的损伤和屈曲以及高分子材料的非线性本构关系等方面作出了贡献。在中国科技大学，建立和发展了我国第一个爆炸力学专业。是宁波大学的创建者。

　　朱兆祥，1921年2月4日出生于浙江省镇海县(今宁波市镇海区)虹桥村一个渔业工人家庭里。祖父和父亲毕生为鱼店工人，每年渔汛期去嵊泗列岛捕捉大鲨鱼，割取鱼翅，采集和加工渔产品。长年的艰辛劳动和海洋生活，培养出他们在又忙又苦的生活中坚持下来的韧性和耐力，养成了他们勇于探索和冒险的精神。这一切对于童年的朱兆祥都有深刻的影响。
　　1932年2月，他从农村小学转入宁波四眼?#092;小学插班，第一次读到郭沫若、朱自清等的白话文学和声光化电等现代科学知识，并受到五四运动新思想新文化的启蒙。1933年，考入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后改名宁波中学)。1935年，因带头反对学校法西斯军事管理制度，险遭开除;这年冬天，他还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6年初中毕业后，因家贫缀学，在家靠抄写度日。10月，他离家去上海华一工业社药水电池保安灯厂当学徒。未成年即已体察到当时中国之社会黑暗、国家落后及生活艰难。1937年5月，工厂倒闭，他失业回家。8月，考取浙江省立宁波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公费生，遂发奋攻读建筑科。此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他目睹国民党政府黑暗腐败、抗战不力，沪、宁、杭相继失守，宁波岌岌可危，遂参加宁波学生周刊社从事救亡活动，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1940年初，他在鄞县梅园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宁波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支部委员和鄞县县委学委委员。
　　1940年10月，他考取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由几位地下党员凑款相助到浙南龙泉分校入学，受到竺可桢和郑晓沧所倡导的浙江大学求是学风的薰陶，并继续运用宁波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时就开始的超前自学的方法进行学习。1942年夏，在日本侵略军侵犯浙南的危境下，他和同学结伴长途流亡，到达遵义浙江大学总校，靠工读和奖学金继续学业。1943年起，因获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优胜，学生时期就被学校聘为工学院数学助教，辅导微分方程、工程数学等课程。1944年，他随导师钱令希作毕业论文，以优秀成绩毕业，留校任土木工程系助教，主持材料试验室工作。此时他也曾有过出国深造的念头，但他目睹时局艰难，特别是受到闻一多被暗杀事件的激励，就以中国的革命前途为重，继续投身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浙江大学迁返杭州后，他找到党组织，以科学时代社为基点组织杭州科学工作者协会，开展科技界的民主活动。这也是他以后从事“科协”“科代”“科联”“科普”等组织工作来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开拓发展的一个前奏。
　　1949至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头10年中，科技界面临着在贫穷落后和战争疮痍的基础上重新组织队伍和开拓事业的艰巨任务。朱兆祥放下了自己向往的学术研究，投身于祖国的科技事业的组织开拓工作。1949年10月赴京后，参加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的筹建工作，并主持辅导处，推动全国科学普及活动。1950年，在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新成立的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常务委员，负责组建协会秘书处;并以中国共产党全国科联、科普联合支部书记的名义，协助推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秘书处的工作。四五年间，他奔波于全国，先后推动了20几个省市的科联、科普分会的建立。1955年10月，朱兆祥作为中国科学院代表赴深圳欢迎留美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回国。接着，朱兆祥协助钱学森和钱伟长筹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并筹组中国力学学会。正当他努力为新建的力学研究所做好学术管理工作、积极发展力学研究业务之际，“反右派”运动开始了，朱兆祥被指控为包庇右派，蒙受不白之冤而受到沉重打击。他被调到新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教。在这充满着辛酸和苦楚的坎坷之路上，他又在力学教学和新学科的创建上倾注了心血，不断地开拓。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物理系和近代力学系任教的20几年中，先后开出10余门课程。从1963年起，朱兆祥主持近代力学系爆炸力学教研室的工作，领导了我国第一个爆炸力学专业的工作，使其健康地发展。20多年来他从教师科研队伍的形成和提高、教材建设、实验室建设，以及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等各个方面，为爆炸力学和冲击动力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他从事空中核爆炸、应力波的传播及其引起的损伤和屈曲、材料冲击性能，以及力学史等方面的研究。
　　1985年秋，朱兆祥出任宁波大学首任校长。他怀着“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精神领导筹建这所由香港环球航运集团主席包玉刚爵士捐款兴建的宁波第一所综合大学。经过不到一年的艰苦筹建，宁波大学以一所包含文、理、工、商、法多学科的新型综合大学的面貌正式开学。宁波几辈人盼望建立一所大学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在宁波大学办学中，朱兆祥努力进行教育改革。学校只设学系而不分专业，放宽各系的培养面，倡导发扬浙东学派“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传统，旨在培养既有宽厚的学科基础知识，又有开拓创新能力的优秀人才和社会中坚，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些改革凝聚着朱兆祥的教育思想和多年的心血。1988年秋，学校初具规模，66000平方米校舍竣工，为8个学系聘集了宁波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教授队伍并全面招生，教学和科研活动正常展开，至此，他力请辞去校长职务，回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任研究员，潜心结构动态屈曲和高分子材料力学性能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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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仁(1921— )
　　 王仁，著名力学家、地球动力学家和力学教育家。为我国塑性力学和地球动力学的研究和教学作出了奠基性和开拓性的贡献。他在塑性动力学和地质构造应力场分析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均有较大影响，是我国将力学与地质学和固体地球物理学相结合的先驱者。

　　王仁，1921年1月2日出生于浙江省吴兴县一个大学教师家庭。1938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附中，1943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航空工程系，获工学士学位。他有志于从事生产实际工作，放弃了留校任助教的机会，1944年到贵阳第一飞机制造厂担任设计员。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怀着兴奋的心情到台湾省台中市参加接收日本人的飞机修理厂及建设生产双翼教练机工厂的工作。
　　王仁有强烈的求知欲和报国心，有志到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深造。1948年，他到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航空工程系攻读研究生课程，同时担任该校风洞实验室的研究助理，1950年春获得理学硕士学位。由于学习和工作成绩优异，被选为西格玛-科赛(Sigma-xi Society)学术性荣誉学会会员。1950年获洛克菲勒奖学金，到美国布朗大学应用数学部深造，195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并在该校任副研究员。1954年秋转入芝加哥的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力学系任助理教授。
　　王仁在美国留学和工作期间，国际上塑性力学的研究方兴未艾，正处于理论系统化阶段。布朗大学以W.普拉格(Prager)为首的研究集体是当时最有实力的研究中心之一。王仁当时是一位年轻学者，他以卓越的创造力成为这个集体中十分活跃的一员。他与同事们合作，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影响很大的工作。
　　在美国留学和工作期间，王仁始终心向祖国。尤其是当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祖国建设事业已蓬勃发展的信息后，更是按捺不住他切盼回归故土、投身祖国建设的激情。但当时美国政府阻挠中国留学生回国，于是他积极参与了爱国留学生争取回国的斗争，终于在1955年4月回到祖国。
　　回国后，王仁欣然选择了教育和科学研究两担挑的工作，并满腔热情地投入了工作。1955年8月，他到北京大学报到。当时，在周培源等领导下，北京大学设置了我国第一个力学专业，王仁被聘任为副教授，筹建固体力学教研室，后来又担任数学力学系副主任，主管力学专业工作。1984年至1986年担任力学系系主任，长期为力学专业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70年代初期，继承和发展李四光的地质力学成为祖国科学事业的迫切需要。王仁出于对祖国、对科学事业的责任感，毅然突破自己所熟悉的领域，走上力学与地质学相结合的研究道路，开辟了我国地球动力学的新领域。他首先系统地整理并制定了结合我国国情的地球动力学的多项研究课题，用各种形式普及和宣传这一新学科，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一批重要科研成果;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开设新课程，编写新教材，为我国地球动力学的研究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鉴于王仁高超的学术水平及其所作出的重要贡献，1981年，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为了推动祖国科学事业的发展，王仁非常热心于学术组织及学术刊物的建设工作，先后担任了北京力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地震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理事，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并任《力学学报》副主编、《国际力学科学》(Inter.J.of Mech.Sci.)、《大地构造物理学》(tectonoPhysics)等十几种国际、国内学术刊物的编委。
　　1986年，王仁被任命为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为组织我国基础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91年届满，被续聘为特邀顾问。
　　王仁还曾任北京市第五、第六届政治协商会议委员。

在塑性力学领域作出出色的研究成果

　　王仁发表了100余篇学术论文，出版了7本学术著译，其内容涉及了超声速风洞设计、非线性振动、塑性压力加工分析、结构的塑性分析和动力响应、地球动力学、地震应力场分析等诸多方面。他在塑性力学整个领域造诣尤深，取得了出色的研究成果。
　　塑性力学中的滑移线理论这是求解理想塑性平面应变问题的主要方法，19世纪下半叶开始用于土力学的分析，本世纪40年代发展得较为完整。对于在金属成型工艺上的应用，L.希尔(H出)曾做过全面的总结，并给出了差分方法的计算方案。1953年，王仁在博士论文中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给出了一个从圆形边界出发的滑移线网的解析解，它可以用来检验差分解的精度，并显示出15°的网格就能给出足够好的精度。另一方面是对带V形和半圆形缺口的拉伸试件，分析塑性区域随缺口扩展的发展过程。这是滑移线理论中少数大变形非定常运动的准确解之一，是用理想塑性力学分析断裂扩张的早期工作。后来他还首次在压延分析中考虑模具上的摩擦力，对筋条压制工作再次做了滑移线大变形分析。
　　冲击载荷下结构的塑性动力响应　这一问题是50年代初期在结构塑性极限分析得到较大发展后提出的。在1953年，王仁进行了固支圆板受冲击载荷下的塑性变形分析。在这以前，H.G.霍普金斯(Hopkins)进行了简支圆板受冲击载荷的分析，考虑铰圆的运动。固支圆板由于周边的固定条件更为复杂，导致要解一个非线性常微分方程。王仁利用等倾线的方法构筑了真实特征线的上下限，给出一个精度很高的数值解。这个在小变形假定下的解，在1967年进一步考察大变形解的时候得到证实，并被应用为变形率解的初始值。这类问题原来是在军事防护上应用的，现在已发展到对各种民用运输工具承受碰撞能力的估算，称为结构的耐撞性分析，应用面很广。王仁等在《塑性力学基础》一书中首次把这些内容写在教材中，为国内开展这项工作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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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哲敏(1924— )
　　 郑哲敏，著名力学家、爆炸力学专家。早期在水弹性力学研究中取得成就。长期从事固体力学研究，开拓和发展了我国的爆炸力学事业。擅长运用力学理论解决工程实际问题，提出了流体弹塑性体模型和理论，并在爆炸加工、岩土爆破、核爆炸效应、穿甲破甲、材料动态破坏、瓦斯突出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倡导海洋工程力学、材料力学性能、环境灾害力学的研究，创建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非线性连续介质力学实验室，为推动我国力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郑哲敏，1924年10月2日出生在山东省济南市。原籍浙江省鄞县。父亲郑章斐幼年放牛，念过几年私塾和小学，后来进城当学徒，进而经商开厂，他崇尚实业，一直遗憾自己没有更多的上学机会。因而全力支持和鼓励子女用功读书，教育子女循规蹈矩、修身养性。这给幼年时期的郑哲敏带来深远影响。
　　抗日战争开始后，郑哲敏入川，先后进成都华阳县中和金堂铭贤中学学习。他刻苦钻研，学习成绩优异，曾因不参与考试作弊而挨过一些同学的揍。他管过伙食，办过话剧团和英文社，乐於为大家做事。
　　1943年，郑哲敏以理工科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电机工程系，次年改学机械工程系。他喜爱物理，愿意为同学答疑释难，从中自己也得到了提高。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校搬回北平(今北京)，钱伟长给机械系讲授力学问题，他那严密而生动的理论分析引起了郑哲敏的极大兴趣，从此他对力学产生了感情。1947年毕业后，他留在清华大学作钱伟长的助教，学习钱的摄动法。一次，他读到刘仙洲从美国带回的工程教育杂志，上面宣传应改变工程教育只注重传授经验和工艺的传统，提倡工程教育要理工化，很受启发。1948年，他考上国际扶轮社的留美奖学金，钱伟长、李辑祥等介绍他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力学。一年后，他顺利地取得了硕士学位，接着就当了钱学森的博士生，做热应力方面的论文，有幸能经常聆听到钱学森介绍自己在科学方法方面的心得。在那个著名学府，他听过G.W.豪斯奈尔(Housner)、W.D.瑞奈(Rannie)、A.爱尔德依(Erdelyi)等名教授的课，跟豪斯奈尔做过抗地震方面的工作;在跟瑞奈研究Bénard胞格现象时，体验到量纲分析方法的实质。他还有机会聆听到T.冯·卡门(vonKármán)、G.I.泰勒(Taylor)、J.冯·纽曼(von Neumann)等大师的报告。耳濡目染和多方实践使他对以L.普朗特-冯·卡门-钱学森为代表的近代应用力学学派的精髓有所体验，其实质在于努力使工程立足於现代科学，着眼重大的实际问题，强调清楚表述、严格分析、创新理论，进而开辟新的技术和工业。1952年，郑哲敏取得该校的博士学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郑哲敏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充满希望。取得博士学位后，即着手准备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却遭到美国政府的多方阻挠。1955年，中美在日内瓦达成协议，郑哲敏等一批爱国科学家终于回到祖国。他先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任副研究员。同年年底，他的老师钱学森也返回祖国，他随即参加钱学森创建力学研究所的工作。1956年，他被任命为该所弹性力学组组长，研究水坝抗震。1958年，他领导了大型水轮机的方案论证。
　　1960年，苏联撤退专家。他应邀参加了周恩来总理宴请科学家的盛会。总理在祝词中恳切表示，中国的建设要依靠中国自己的知识分子。郑哲敏深受鼓舞，决心致力于解决国民经济中的重大问题。
　　他所解决的第一个重大问题是爆炸成形的理论和应用。经过1960至1962年三年时间的努力，他阐明了爆炸成形的主要规律，并和工业部门合作生产出技术要求很高的导弹零部件，使爆炸成形成为以科学规律为依据的新工艺，因而获得1964年全国工业新产品一等奖。在同一时期里，他还指导另一研究组在爆破技术方面开展研究。通过爆炸成形和爆破的研究，郑哲敏在力学和工程技术之间修架桥梁。1960年，钱学森预见到一门新学科正在诞生，将其命名为爆炸力学，并在中国科技大学他所负责的力学系里开设工程爆破专业，1962年改名为爆炸力学专业，并由郑哲敏负责为这个专业设计课程、聘请专业课教员、安排毕业论文工作等。1964年，我国开始地下核试验的预研，郑哲敏接受和完成了有关任务，并主动考虑地下核爆炸威力的预报问题。1965年，他和解伯民与国外同时独立地提出了一种新的力学模型——流体弹塑性体模型。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郑哲敏坚持此项研究，应用这个模型预报地下核爆炸效应。1968年12月，此项研究被迫中断。1965年，他还开始做了另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即指导兵工部门进行穿甲几何相似律的模型试验。1971年，他从干校回所，为改变我国常规武器落后的状况，组织力量研究穿破甲机理，经过10年努力，先后解决了穿甲和破甲相似律、破甲机理、穿甲简化理论和射流稳定性等一系列问题。为了表彰他在流体弹塑性体模型及其在核爆炸和穿破甲研究的贡献，1982年，国家授予他全国自然科学二等奖。70年代末，他应用流体弹塑性理论揭示了爆炸复合工艺的力学规律，为这一工艺的推广应用提供了理论指导，因此又荣获1989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早在60年代，他在研究爆炸成形时已开始注意研究材料的力学性质，认为这类基础研究必须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1979年，他组织了一个研究室专门研究材料性质。80年代初，他对金属断裂机制和绝热剪切带的形成和演化都提出了新的模型和理论。1980年，郑哲敏开始了解到我国各类爆炸事故相当频繁，于是他大力提倡和组织事故发生机制及防治措施的研究。煤和瓦斯突出是煤炭生产中的一类重大事故，他在1982年的一篇论文对此复杂现象作出了精辟的力学分析。自1987至1989年，他的研究集体在理论和实验两方面展开研究，为建立突出判据提供了重要依据。80年代末，他在爆破方面又获得新成果，他的研究集体创造了一种爆炸法处理水下软基的新技术，并成功地应用於连云港大堤等大工程的施工，获得了1990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30多年来，郑哲敏努力实现他的志向，通过在爆炸力学和固体力学中的科学实践，为国家解决了一批重大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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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镐生(1916— )
　　 谈镐生，著名力学家和应用数学家。长期从事流体力学、稀薄气体力学和应用数学研究。提出了植被流局部扩散模型;发现了网格湍流负二次幂衰减律。在自由分子流、旋翼边界层、激波马赫反射、马赫波锥相互作用和分离流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70年代以来，他强调了力学学科的基础性，并积极指导和支持力学的基础研究，首先提出在我国建立分两级培养研究生的制度，对我国力学事业发展与人才培养作出了贡献。

　　谈镐生，1916年12月1日出生于江苏省吴县，祖籍常州武进县。父亲谈振华，清末贡生，以教书和当职员为生，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日本侵略军侵占家乡时，曾因抵制悬挂日本国旗险遭杀害，在当地被誉为民族爱国教师。谈镐生5岁丧母，学龄前由乃父教授“四书”、“五经”，10岁在苏州的小学就读，1929年进苏州中学，很快就显示出在文学、美术和数学方面的天赋，数理成绩在全班一直名列前茅。高中毕业前，他自学完微分方程、变分法等大学课程。1935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1939年获工学士学位。同年，进入成都航空机械学校高级班学习。1940年毕业后，到中国航空研究院当副研究员。两年内，他解决了滑翔机蒙布张力的测量问题，制成了张力计，并获得奖章;还与老师林致平一同发表了《正向薄板承受边压时的弹性稳定问题》等两篇论文，显示出扎实的基础和科研的才能。1945年，他通过了公费留美考试，1946年，怀着科学救国的志向，远渡重洋赴美攻读研究生。他先到加州理工学院，同年转入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生院，在W.R.西尔斯(Sears)教授指导下，1949年，以论文《有限翼展超音速双翼的波阻》(The wave drag of asu-personic biplane of finite span)获数学、力学和航空博士学位。毕业后，留在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生院任研究员，从事激波马赫反射问题、旋翼层流边界层和流体分离区问题的研究。在这些领域内取得的丰硕成果，使他迅速成为国际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1954至1956年，他在美国诺脱顿大学任工程力学副教授，研究运动浸没体与表面波的相互作用。1956至1957年，任美国底特律大学航空工程教授，研究超气动区弹头曲线优化问题。1957年到1962年，在美国创办高等热工研究所，先后任所长和科学顾问。除了继续研究超气动区弹头曲线优化问题外，还对湍流衰减规律和植被流问题进行了研究。1963到1965年，任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教授，继续从事湍流衰减规律研究。1965年10月回国。旅美期间，曾被聘为《力学评论》(Appl.Mech.Review)、《数学评论》(Mathematics Review)和《航空学报》(J.of Aeronautical Sci.)的评论员，以及美国海军部特邀顾问。
　　回国后，谈镐生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这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前夕，谈镐生以他的一颗赤子之心迎接了面临的种种磨难。在很不安定的环境下，他仍参加和指导了激光物理、板块运动规律、相对论热力学和稳定性问题的研究，醉心于为国家培养科技人才。1976年他就研究生和高级科技人才培养问题积极向中央献策，并率先指出力学的基础性，大力倡导力学的基础研究。
　　1978年，鉴于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和对祖国科学事业发展作出的贡献，中国科学院邀请他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
　　1980年，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学部委员。1981年，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所学术委员会主任。1984年，被增补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75年以后，他还曾兼任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副主编，《力学进展》主编，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主任，中国力学学会常务理事等职。

广博的、被世界公认的学术成就

　　数十年来，谈镐生共发表科学论文和报告40余篇，论文内容涉及多个领域，被国内外同行广泛引用，受到国际力学界的公认。
　　马赫波锥流场的相互作用理论研究1935年，A.布泽曼(Busemann)证明，对于满足一定关系的无限翼展的超音速双翼飞机，由于上下机翼马赫波锥流场间的相互作用，在零升力时，其波阻可完全消失。那么对有限翼展双翼机情况会怎样呢?这是一个比布泽曼考虑的二维问题要困难得多的三维问题。谈镐生的博士论文对上述具有全同矩形平面翼形的双翼机，采用了小扰动线性理论，将所有的激波和膨胀波都用具有自由流马赫角的马赫波来代替，从而对截面线形任意的全同双翼得到表面速度势和压力分布的积分公式，而且速度势的积分计算实际上总是只涉及机翼表面的斜率。谈镐生并且将他的理论应用到机翼截面为等腰三角形的零升力情况，给出了总阻力公式。概括地说，谈镐生的这一工作，对有限翼展超音速双翼机建立了马赫波三维流场间的相互作用理论。
　　激波马赫反射问题的研究E.马赫(Mach)在1875至1889年间，从实验上首先观察到：当平面激波的入射角超过由激波强度所决定的临界角时，其反射行为便不同于声波反射，而形成三叉波型。这种现象后来被称为“马赫反射”或“马赫效应”。二次大战期间和战后，由于军事应用的推动，对于包括马赫反射在内的激波斜反射特性，从理论和实验两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40年代中期建立起来的马赫反射理论，假设三叉波型附近流动是定常的，相邻激波之间的压强均匀。这种简单理论的结果在强激波情况下与实际符合得很好，但在弱激波情况下，临界角的实验值则大于理论值。这一矛盾吸引了人们广泛的注意。当时许多人致力于三波点奇性的研究，试图建立马赫反射的局部理论，但仍不能解决上述困难。M.J.莱特希尔(Lighthill)和谈镐生等人则从总体上考虑问题，对具有激波的超声速流动，致力于求其完全解。1949年，莱特希尔对沿刚壁传播的任意强度的平面激波在钢壁近180°的转角处的衍射问题进行研究，把钢壁的小偏角作为小参量，给出了一级解。按照一级解，反射波是声波，且在三波点处强度为零。1951年，谈镐生则针对方程中出现的奇异性，采用了莱特希尔在1949年刚刚提出的变形坐标法，建立了马赫反射的二级理论，证明反射波是二级强度的激波，并给出了反射波形和反射激波强度的二级解;还得出在三波点处强度最多为三级的结论。这些结果与实验很好吻合，对核爆炸的破坏机理研究具有关键意义，并对应用数学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因而谈镐生的有关结果被摘入H.W.埃蒙斯(Emmons)主编的《气体动力学基础》(Fundaments of GasDynamics，Princeton Univ Press，1958)一书，同时还被作为变形坐标法最早的几个成功例子之一，在西尔斯主编的《高速空气动力学理论》(General Theory of High Speed Aerodynamics，Princeton Univ.Press，1954)中被提及。此外，谈镐生的反射激波强度公式后来在1954年曾被英国W.切斯特(Chester)作了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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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克智(1927— )
　　 黄克智，著名力学家和力学教育家。长期从事弹塑性断裂力学、薄壳理论和塑性理论的研究工作。在裂纹扩展过程与断裂准则、薄壳理论的渐近展开和合成解法、宏观与细观塑性本构关系等方面获得了重要成果。在压力容器、反应堆结构强度研究中，作出显著成绩。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培养了一批固体力学研究人才。

　　黄克智，1927年7月21日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一个邮局职员的家庭。黄家诗礼传家，曾祖父原是福建省福州市一位有名的“儒医”，家族以“黄书香堂”为名。祖父黄燮曾是清光绪年间的秀才，后又学习新学，经当时的两江总督安排去南昌高等师范学堂执教英语与数理化，全家遂自闽迁赣。黄克智的父亲黄以诚为人十分忠厚老实，在南昌邮局辛勤工作了40多年。母亲龚慎修，知书识礼，操持家务，靠黄父微薄的薪金抚养教育了九个子女。
　　黄克智在南昌上完小学后，日本侵略的战火已燃至江西，他随全家颠沛流离，先在江西省吉安阳明中学，后又在赣县幼幼中学读完初一，不久又迁至赣县中学王母渡分校念初二。战乱与动荡的生活、贫寒的家境，给少年黄克智的学习带来许多困难：他就读的第一个中学，在1938年初被日本飞机炸平;他还常常为缴不起学费而困窘，寒暑假也只能靠步行回家，有时要走100多里路。在逆境中，他发奋读书，跳过初中三年级，直接考取当时暂迁于江西省遂川的赣省高级中学。1943年，16岁的黄克智以全国联考江西省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中正大学。他抱着“技术救国”的愿望选学土木工程。当时，中正大学土木工程系曾先后辗转于赣县、泰和县杏岭、宁都等处，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后才迁回南昌。在土木工程界权威蔡方荫先生的培养教育下，他受到了较好的工程与力学基础教育。1947年7月，他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于中正大学。以后，经蔡先生介绍至北洋大学任土木工程系助教一年。1948年，他以土木类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清华大学研究生，师从于著名力学家张维，同时兼做工程力学的助教。
　　1952年研究生毕业后，黄克智被分配在清华大学基础课部力学教研组任讲师。这时，他对薄壳理论的研究已引起国内外力学界的注意。1955年，他被国家派遣至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塑性力学教研室进修，受到苏联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力学家Ю·H·拉包特诺夫(Роботнов)的悉心指导。经过三年夜以继日的刻苦钻研，他在薄壳与薄壁杆件的弹性与塑性分析方面得到了一系列优异的研究结果，受到该教研组很高的评价。1958年10月，正当他已初步拟就博士论文准备答辩之际，国内在大跃进形势下，函召他立即回国，参加组建清华大学工程力学数学系的工作。黄克智接到通知后，毅然放弃了获得博士学位的机会，按时回国，并以忘我的热情投入了数学与科研工作。他先后担任系教学秘书和固体力学教研组副主任。在短短的六七年中，开出了弹性力学、塑性力学、薄壁结构力学、蠕变理论、传热学与热结构学、薄壳理论等8门新课，并培养了一大批工程力学专业毕业生与6名研究生，为我国第一个工程力学系的创建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青年报》曾在1961年11月28日以《积跬步成千里——青年教师黄克智刻苦自修不断成长的事迹》为题，发表专访文章，报道了这一段时间内他坚持不懈、勤奋踏实、勇于进取的精神及其作出的成绩。1963年，任清华大学副教授。
　　1973年，从农场劳动一回学校，黄克智就致力于把薄壳理论应用于制订我国压力容器规范的工作，在换热器管板设计方法上取得了重大技术性突破，使我国这一部分的规范领先于法、美等先进工业国家5年以上。这项研究成果被颁布为国家标准，在我国12个行业的成千个企事业单位中推广使用，这是力学应用于工程的一个范例。他由此从1984年起连续两届被全国压力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聘请为顾问，并在国际压力容器界为我国争得了赞誉。
　　1977年后，黄克智将其研究重点转入了新兴的断裂力学领域，并致力于将力学与材料科学相结合，取得了一系列国际领先的研究成果，成为该领域中的国际知名学者，被选为国际断裂学会(ICF)副主席、国际理论及应用力学联合会(IUTAM)理事、国际材料力学行为学会(ICM)无任所董事、远东断裂组织主席。1978年，任清华大学教授。短短10多年中，他共发表了100多篇学术论文，撰写了5本学术专著与教材，负责主持了7项国家级科研项目，获得了12项国家、部委与省市级奖励;在清华大学为研究生与青年教师开出了10多门课程，培养了6名硕士生和19名博士生;作为我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力学评议组组长、国家教委工程力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教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兼力学学科组组长，他还主持组织国内力学专家对我国工程力学教育及学术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现在，他虽已年逾花甲，仍每天工作14小时以上，他以敏捷的思维、过人的精力保持着学术上的青春。
　　黄克智于1955年与土木结构工程师陈佩英结婚，他们共有两子一女。

不畏艰难　攻占固体力学与有关技术领域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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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海昌(1928— )
　　 胡海昌，著名力学家、空间技术专家。创立了弹性力学三类变量广义变分原理，即国际上公认的胡-鹫津原理;建立了力学上新型的边界积分方程;首次找到了横观各向同性弹性体空间问题的一些重要解。在振动理论和结构理论方面也有重要贡献。

　　胡海昌，1928年4月25日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的一个从事教育工作的小知识分子家庭。他于1946年考入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刻苦，且自学有方，善于从理论角度分析问题。他深受当时在浙江大学任教的钱令希的赏识，因而得到其特殊指导，在大学期间就完成并发表了两篇学术论文。
　　1950年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工作，从此开始了从事力学研究的生涯。在钱伟长领导下，力学研究室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研究集体。刚迈出大学校门的胡海昌，在短短几年内就在弹性力学、板壳理论等领域发表了约30篇论著。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发表于《物理学报》(1954年10卷2期)上的《论弹性体力学和受范性体力学中的一般变分原理》。该文创立了三类变量广义变分原理，对弹性力学、变分原理、力学中的数值方法产生了深远影响，被世界公认为胡-鹫津原理”。
　　1956年，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成立，胡海昌任该所助理研究员。同年，他参加的以钱伟长为首的集体研究成果《弹性薄板的大挠度问题》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以后，直至1965年，胡海昌一直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任副研究员、固体力学研究室主任，从事早期的火箭总体设计和壳体稳定性研究。
　　60年代初，我国集中了一批优秀专家研究空间技术。1966年，胡海昌到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工作，历任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副主任、科技委员会主任、名誉主任等职，1981年被聘为研究员。胡海昌在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指导工程技术工作的同时，仍坚持从事理论研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1981年，胡海昌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胡海昌还热心于教育事业。从50年代起，他在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讲授弹性力学、板壳理论、薄壁杆件理论、弹性力学中的变分原理、振动理论等多门课程，还在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校兼职，并自1957年起，开始指导研究生。自1979年起，任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兼职教授、首批博士生导师。
　　胡海昌还担任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力学评议组成员、中国振动工程学会理事长、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振动工程学报》主编等职。曾任中国力学学会第一、第二、第三届理事，第三届副理事长，现任名誉理事;《力学学报》副主编、《振动与冲击》主编等职。
　　1978年以后，还先后担任北京市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届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全国第八届政治协商会议委员。

创立三类变量广义变分原理

　　胡海昌除了进行有关我国空间飞行器的研究、设计工作以外，曾发表论文百余篇，涉及弹性力学、塑性力学、流体力学以及结构力学的平衡、稳定和振动等领域;还有著、译7本。他的研究工作极富创造性，尤其在广义变分原理方面的杰出成就，是对力学的重要贡献，在国际力学界产生很大影响由于工程中的力学问题大多难于求得精确解，因此寻找其简单可行而又有实用精度的近似解成为力学界长期探讨的课题。50年代以前，各种重要的近似解法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根据力学背景作出若干简化假设，建立工程实用的结构理论。从固体力学观点衡量，这些近似理论大多精确满足连续条件和平衡条件而近似满足本构关系，例如梁、板、壳理论。第二类是根据最小势能原理用里兹法求近似解。它们虽能精确满足连续条件和本构关系的要求，但只能近似满足平衡条件。第三类是根据最小余能原理用里兹法求近似解。它们虽可精确满足平衡条件和本构关系，但只近似满足连续条件。
　　还在大学期间，胡海昌就在钱令希的指导下开始探索这一课题，力图求得一种方法，它不强制要求精确满足什么方程，而是把哪些方程能精确满足，哪些方程能近似满足的问题留给解题人根据问题的性质来作出抉择。1950年E.H.莱斯纳(Reissner)提出了弹性力学的二类变量广义变分原理，展示了在能量法中同时近似地满足不同力学性质的方程的可能性。继而，胡海昌于1954年在《物理学报》上发表了《论弹性体力学和受范性体力学中的一般变分原理》，文中提出了三类变量广义变分原理。在这个变分原理中，位移、应变和应力三类变量全都作为自变函数，全部方程都不必精确满足。这是一个无条件的变分原理，它为以往的工程实用结构理论提供了能量法观点的解释，更为研究各种近似解法提供了空前灵活的理论根据。
　　这篇论文发表后，在五六十年代，国内掀起了研究变分原理的热潮。一方面是根据广义变分原理用里兹法求近似解，这在国际上是一个创举，比国外同类工作早了5年。另一方面是相继提出了板、壳、振动、稳定诸问题的广义变分原理，在国际上也处于领先地位。
　　1964年，美国同行率先把胡海昌提出的变分原理称为胡鹫津原理(鹫津久一郎，日本人，1955年在美国提出与胡相同的变分原理)。1970年前后，不断有人指出，广义变分原理是建立包括有限元法在内的各种近似解法的坚实的理论基础。这样，在国外也出现了研究和利用变分原理的热潮，尤其是根据广义变分原理来论证已有的和建立新的有限元法。自此，胡-鹫津原理得到美、日、苏、英、法、德、意等国同行的公认，并在众多的弹性力学、板壳理论、有限元法的专著和论文中得到介绍和引用。一项国内的力学研究成果在国外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尚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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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鸿儒(1928— )
　　 俞鸿儒，空气动力学家，气动实验专家。长期致力于激波与激波管的理论、实验与应用研究。为我国创建了多种高性能气动实验装置，在高超声速、高焓流动实验研究方面获得多项重要研究成果，为国防和重大民用建设作出切实贡献。他是我国激波管、激波风洞研究及其应用的开拓者之一。

　　俞鸿儒，1928年6月15日出生于江西省广丰县杉溪镇一个普通商人的家庭。1933年秋人杉江中学附属小学读书。1939年夏毕业。1943年毕业于三岩中学初中部，同年秋天，被保送升入高中部。1946年夏高中毕业，同年考取上海同济大学数学系。在同济学习的3年中，学生运动汹涌澎湃，俞鸿儒积极参加了当时反对国民党腐败政府的罢课游行活动，并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于1949年7月7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俞鸿儒为投身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又考取了大连大学(后改为大连工学院，现为大连理工大学)机械系。在大连工学院学习了4年，1953年5月毕业后留校作助教。
　　1956年夏季在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召唤下，他又报考中国科学院流体力学研究生，1957年3月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就读研究生，1958年2月起担任激波管研究组组长，1963年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其中1969年9月至1975年12月随编制调整，调入空气动力研究中心工作)，1978年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任副研究员。1979年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高速空气动力学研究室主任。1979年10月，应西德学术交流协会(DAAD)邀请在亚琛工业大学激波实验室工作3个月。1981年起被聘为全国量和单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一分委员会委员。1984年至1987年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1986年4月起任力学研究所研究员，同时被国家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1988年9月到12月，作为西德马普学会向中国科学院提名邀请的科学家，在Aachen激波实验室参加高超声速、高焓流动专题研究。1987年9月起任国防科工委空气动力学专业组成员。他先后被聘为华东工学院兼职教授、大连理工大学兼职教授、国防科技大学兼职教授、国防科工委计量测试中心顾问，重庆大学和南京理工大学名誉教授。1989年9月至10月，他作为外国专家，应邀出席1989年日本全国激波现象学术会议并作特邀报告，访问了宇宙科学研究所、东北、东京、千叶、东京农工、名古屋、京都、大阪和九洲等大学并作学术报告。1990年2月起，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气体动力学和气动物理联合实验室主任。1991年11月，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俞鸿儒还先后兼任中国力学学会常务理事、激波与激波管专业组组长、北京力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空气动力学学会理事、副理事长、《空气动力学学报》常务编委、《流体力学实验与测量》编委会顾问、高超声速流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航空学会理事、空气动力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航空学报》编委、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压力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宇航学会气动力学专业委员会委员，自第16届起连续被聘为二年一次的国际激波与激波管学术会议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

中国激波管和激波风洞研究及其应用的开拓者之一

　　激波管、激波风洞是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实验手段。在我国，最早是俞鸿儒在他的导师、著名科学家郭永怀和林同骥两位老学部委员的指导下，开展激波管、激波风洞研制的。1958年，他和小组的同志们一起研制成我国第一台激波管。1962年，研制成JF4直通型激波风洞。紧接着，1964年又研制成JF4A反射型激波风洞。四年之后，性能参数达到国际水平的JF8激波风洞在中国的土地上诞生了。这一重要的研究成果，凝结了俞鸿儒和他的同事们多年来的滴滴汗水。激波风洞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和国防技术的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高性能、大尺寸、高超声速风洞是研制航天器必不可少的实验设备，但这种风洞建设费用十分昂贵，运转所需能源亦很巨大。郭永怀回国后，分析了我国国情，认为应该走自己的路，发展相对投资省又节能的激波风洞。但与常规高速风洞相比，通常高速风洞在几秒或几分钟取得的数据，对激波风洞则必须要求能在千分之几秒的瞬间获得定常试验气流并将数据采集和记录下来，这是难度极大的一项工作。俞鸿儒坚定地接过了这一艰巨任务，并卓有成效地使之变成了现实。
　　作为学术带头人，俞鸿儒坚持学术民主，主张创新。他不但自己奋不顾身地投人工作，并积极支持年轻的同志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他坚持实事求是，不是自己做的工作，坚决反对签上自己的名字。他思路开阔，知识面广。他认为实验研究工作的核心是构造巧妙的方案，在我们这样的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尤其重要，盲目仿效先进国家的办法往往是行不通或事倍功半的。实验工作者要亲自动手，俞鸿儒从图纸的设计、设备的安装、调试以至各种数据的测量，都能熟练地掌握。他虽不是学电的，也没有搞过光学，但他不懂就学，坚信没有学不会的东西。为了开展光学测量，在搞清原理的基础上，自己动手于1962年研制成一台实用的闪光纹影系统，解决了急需。
　　在“文化大革命”中，俞鸿儒也受到了冲击。但他对所从事的对国家有重要价值的研究工作却入了迷。紧张的工作，帮助他减轻了客观环境对他的精神干扰，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一直没有停止他的科研活动，许多工作正是在这一时期做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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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以龙(1940— )
　　 白以龙，固体力学专家。在非线性连续介质力学领域，特别在材料变形局部化和损伤破坏等前沿问题上，获得创造性的系统的理论与实验成果，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白以龙，1940年12月22日出生于云南省祥云县的一个职员家庭里。原籍天津市。他的小学生活，辗转南北，1946年至1950年，先后在昆明、杭州读书。1950年迁到北京。1950年至1952年在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上学至初中毕业，1955年至1958年在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学读高中。其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58年9月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得到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教导。在大学5年的学习中，学习成绩一直优秀，是品学兼优的学生。1963年7月，大学毕业后，根据钱学森教授建议，校方同意全班同学继续留校深造，于1964年2月，经推荐与考试，录取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郑哲敏教授的研究生。期间，他参加了农村“四清”工作队，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培养了艰苦朴素、全心全意为人民的优良品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利用更多的时间进行专业学习。1968年9月，他和所有研究生一起，被派往中国人民解放军4674部队芦台“五七”农场劳动锻炼。1970年2月回所，分配到爆炸力学研究室工作。开始进行爆炸合成金刚石和核爆炸应力波传播规律等方面的研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指引下，极大的激发了白以龙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978年至1986年间，他发表了37篇论文，很有创造性。最突出的是关于热塑剪切带方面的研究成果，突破了旧理论，他所提出的准则被国际称之为“白-Dodd准则”。1986年晋升为研究员，当时年仅46岁，是力学所最年轻的研究员。1987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分管力学所的科研业务工作。在社会工作极其繁忙的情况下，他仍坚持研究，1987年至1993年，又发表了23篇论文。
　　1987年以来，他为力学所科研重点的确立，组织争取了更多的科研经费。在改革中，进行了机构调整和人员的重组分流。他在高级技术职务的评聘、研究生录取与培养和材料工艺力学的建立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白以龙具有一颗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心，并把它落实在每一项工作上，落实在他所喜爱的科学研究上。他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写论文，经常彻夜不眠。假期是他最好的工作时间。他对工作精益求精，认真负责，实事求是，坚持原则;在科学研究上思想敏锐，学风严谨，是一位优秀的科技人才，为同辈人当中的佼佼者。由于他做出了系统的创造性的科研成果，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91年，晋升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学部委员(现改称院士)。当时他51岁，是力学所最年轻的学部委员。当许多人采访他时，他说：“我感谢我的老师钱学森、郑哲敏先生对我的指导和为我所做的一切，他们的科学思想，对力学的深湛认识和治学精神，是我终身享用不尽的财富。我同样感谢许多年来曾经带领我或共同合作过的我的同事和朋友们，没有集体的高水平的工作，就没有我个人的提高。”

辛勤耕耘硕果累累

　　白以龙的主要学术成就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热塑剪切模型方程热塑变形局部化是材料非线性变形并导致最终破坏的重要形态。在70年代就引起学术界和工程界的关注，但一直沿用经验性的最大剪应力准则，使研究无法深入。80年代初，白以龙突破国际惯用的这种经验描述，领先建立了描述这类现象的热塑剪切模型方程，打开了从机理和演化过程进行材料破坏研究的道路，并用稳定性分析得到了失稳条件。他指出最大剪应力准则是热塑失稳的近似表示。这个模型和失稳判据，被国外一些文献称为Bai模型，Bai判据。这一工作成为该领域后续文献常被引用的一个基本文献。如：SandiaLab、MIT等单位的文章指出：“这个模型是这些物理现象的典型代表”，是“典型模型问题(Prototypical)”。国际上围绕Bai模型和理论展开了许多工作，这些工作或者称用他们的方法“导出Bai氏不稳定性判据的一种特殊情况”，或者称他们的工作是对上述工作做“三维推广”。一些综述文献则指出：“用该判据给出了一些材料对绝热剪切敏感性的分类，这个分类与实验结果符合得很好”，“能更正确描述”。
　　(二)澄清了不稳定性和局部化之间的关系。表明绝热剪切带，是由非线性变形功和热扩散共同控制的变形晚期准静态耗散结构，从而阐明了这类剪切带为什么在多类材料中广泛发生的机制。在此基础上，首先给出了剪切带宽度的公式，这一工作随即被美国海军武器中心等几个实验室证实。特别是被美国Brown大学用微米微秒精度的瞬态温度和变形场测量，分别在几种材料上证实。他们总结写道：“计算值与实际观测值的符合是相当令人满意的”。近几年，白以龙进一步研究给出了模型方程的标度化形式，指出非线性功和两类不同耗散——热耗散和动量耗散的共同作用，是剪切带花样形成的控制机制。
　　(三)将上述材料不稳定性、剪切带等概念，用于延性破坏，特别是加工中的延性极限。英国钢铁公司指出：“用该方法已能够定性地解释冷墩中一些过去无法解释的现象”。对总结这方面工作的专著，塑性力学权威R.Hill写道：“在航海图上还没有标记的水域中，有一个可靠的领水员，将是件幸事。”“您的书将揭示在这类假说和数据拟合的混乱海洋中的某些真正的科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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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牛人啊，不过都是20年代以前的，之后的只有一个，是没有这么牛的还是没有贴出来？如果没有的话真是悲哀